伴随着胡鑫宇的哥哥胡杰全程见证录音笔的鉴定，似乎离真相释出又近了一步。要知道，胡鑫宇到底是被害的，还是自杀的，直到现在舆论层面仍然争论不休。关于被害的趋向就不说了，阳谋阴谋、主观客观，人们能想到的都已经被事无巨细地推导了一遍。

虽然就案情进展而言，不见得是好事，但是其中反映出的关注热情却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胡鑫宇的家属。而自杀的趋向就不同了，稍有不慎就会把原罪归结到家属身上，以至于家属不但要承受失去胡鑫宇的痛苦，还要承受指责和自责的煎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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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案件还没有定性前，逼着胡鑫宇的家属相信“自杀”无异于残酷诛心。实际上，从最早的“厌学论”到“出走论”开始，即便也是根据胡鑫宇留下的“日记”进行的推理，但是出于情理，不仅胡鑫宇的家属表示不相信，就连舆论层面的多数人也选择不相信。

毕竟拿相对消极的“只言片语”就推断胡鑫宇厌学、出走，甚至自杀，终归是不严谨的。毕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所以当时的“厌学论”和“出走论”是被主流舆论打压着的，自然也不可能延伸到“自杀论”。

可吊诡的是，胡鑫宇遗体被发现时，偏偏又出现了另外的证物录音笔，而且正是家属心心念念的那支录音笔。并且因为录音笔是在胡鑫宇遗体边墙洞里发现的，当时没有泛起的“自杀论”瞬间就甚嚣尘上了。

因为持“自杀论”的人认为，胡鑫宇要是被害的，凶手怎么会留下证物呢？而且还特意藏在风吹不到、雨淋不到的地方呢？所以认为胡鑫宇“自杀”的可能性更大，并且结合胡鑫宇生前留下的消极“日记”，总觉得八九不离十了。

坦率地讲，基于事实依据进行逻辑推理，不管是“被害论”，还是“自杀论”，都是没问题的。只要结论导向不是恶意的，都算是为案情进展作努力。然而怕就怕在事实依据不够充足就作出判断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录音笔出现在胡鑫宇遗体边的事实，在鉴定报告出来前，如果基于“被害论”分析，它也可能作为凶手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操作。就此而言，前面笃定的“自杀论”自然就不攻自破了。

之所以要强调这个细节，并不是反对人们分析案情和推理案情，而是回到现有的案情上，在案情链还处于模糊阶段时，要谨慎开展对胡鑫宇家属的质问。说实话，如果胡鑫宇在录音笔中确实留下“遗言”，也就是直指“自杀”，那么他的家属该认命也得认命。

但是在录音笔鉴定报告出来前，就逼家属承担这个责任，显然是有违情理的。甚至更进一步讲，就算胡鑫宇的原生家庭环境真的存在问题，那也是基于“自杀”悲剧的反思，而不是说因为寻找胡鑫宇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，就要变本加厉的质问家属。

只可惜，透过当前舆论层面的“自杀论”，总觉得案子还没定性，有些人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地要跟胡鑫宇的家属算账了。最典型的语气是：“追问真相，最终会追到自己头上”、“就这还给办案人员施压，还要求异地公安侦查”、“当初就说了，自杀可能很大，不信就看坐等打脸吧”。

对于这些言论，不见得真对胡鑫宇家属有恶意。但从言说本身来看，显然立场跑偏了。因为争论要是只为证明谁对谁错，而不顾胡鑫宇家属的感受，那么寻找胡鑫宇不过是多数人的一场虚情假意的表演。

至于胡鑫宇的家属，不论案子最终的定性是“被害”还是“自杀”，都将陷入长久的痛失情绪之中难以自拔。平心而论，真要是定性为“自杀”，胡鑫宇的家属也会存在不相信到相信的真空期，因为任何家属都不会轻易相信亲人去自杀，而一旦相信了，意味着自责的尖刀长久地指向他（她）们、猛烈地来回刺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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