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31日，备受社会关注的“铁马冰河”被控走私、贩毒案，在河南省中牟县法院一审宣判。法院认定，被告人不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，但构成非法经营罪，判其免于刑事处罚。

(资料图片)

“铁马冰河”是安徽人，一名患有癫痫疾病女孩的父亲，他在为女儿买药的过程中从海外代购氯巴占，并出售给癫痫疾病患儿的家属。

这起现实版的“我不是药神”案，再一次拷问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办案的水平与良知。

随着国家对氯巴占采取“临时进口”，以及批准国内药企的氯巴占仿制药上市，想给“铁马冰河”定走私贩毒罪，明显是不合时宜了。

“铁马冰河”（右）与辩护人刘长律师

那么，司法机关“退而求其次”地选择适用非法经营罪，合理合法吗？有必要非给“药神”贴上犯罪标签吗？

“铁马冰河”的辩护律师刘长在代理词中指出，“铁马冰河”在与病友们交流和相处当中，所做的绝大部分工作，是在帮群友找药、换药，而非“卖药”。从全案的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得出，涉及到“卖药”的内容，仅仅只是患者家属微信群全部内容的极小一部分。

被告人“铁马冰河”和妻子有正当生意，并非以代购为生，其在给病友们代购药品的过程中，虽然有少量加价，但是其加价并非出于“以营利为目的”，而是为了抵消国内国际的邮费成本、国外包裹邮寄过程当中丢失的损失等等，并非为了营利，其客观上也未获利。

据澎湃新闻报道，“铁马冰河”在法庭上说，他代购这些药品，不是代购消费品，不是代购名牌手表，而是救命的药物。自己不是为了要钱而去代购。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。只是为了救人！

笔者的理解，对一件事进行客观评价，需要先作全面、整体了解，如果绝大部分是合乎其初心、目的，就应该给予正向评价。不该因“极小一部分”而对整体行为给予负向评价。如若做不到这一点，就会陷入“管中窥豹”的狭隘认知。

办案法官接受顶端新闻记者采访时提到，“经审计，胡某（“铁马冰河”）从境外购买氯巴占、喜保宁、雷帕霉素共计支出人民币123.86万余元，向202名微信群成员销售药品总金额50.41万余元。”

法官还提到，“铁马冰河”后期为了牟取经济利益，从境外大量购药，之后自行加价推销，数额超过50余万元……

笔者注意到，法官在这里并未提及“获利情况”。既然说他“为了牟取经济利益”，为何又不谈具体获利多少？足见，“铁马冰河”应该没有大的获利。否则，为体现“打击必要性”，肯定会重点强调“巨额获利”，以证实被告人“利益熏心、铤而走险，搞非法经营。”

就目前曝光的事实和细节来看，“铁马冰河”帮人代购氯巴占的行为和目的，较易得出正向性评价：互助性的、非营利性的。

从人之常情来说，不论是合法经营，还是非法经营，得先是经营行为。经营就要有目的，直白点说，得图点什么、赚点什么。没有营利的话，“铁马冰河”是不择手段、苦心经营，为赚个“大善人”的名头吗？恐怕不是！

他是为了救人！除了救自己家人，还在救很多“同病相怜”的人！这样的行为，从社会公益性角度能给出负向评价吗？笔者认为不能，也不应该。

说好的“国法、天理、人情”相统一，在这个案子上不算数了吧？法律不会强人所难地要求，都必须赔钱做善事吧？

接下来，再从合乎国法的角度分析。2022年，两高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：“病患者实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救、互助性质的进口及销售药品的行为，不应该认定为犯罪。”

上述规定如此直白，一般人看了不会产生歧义或不解吧？为何落到具体案件中，却会被选择性“忽视”？

司法机关“退而求次起”的做法，是真正拾起了司法尊严和脸面吗？

其实，中央对司法行为的评判，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——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个案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。对于此案的裁判结果，能真正符合群众心中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吗？

对于像“铁马冰河”这样的“善意之举”，需要运用刑事司法手段进行打击和负向评价吗？

如今，氯巴占“一药难求、只能代购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最后的“药神”，一定要贴上罪犯标签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