伴随着“豫章书院案”异地重审开庭，舆论层面再次掀起“声讨潮”。有必要说明的是，六年前，江西南昌豫章书院被曝涉嫌非法拘禁学生，此后不久被停办。三年前，豫章书院校长等五人一审被判非法拘禁罪。之后两名被告人提出上诉，并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学费归还问题提出上诉。最终“中院”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，裁定发回重审。紧接着“高院”指定异地管辖此案。

仅就以上的公开信息来看，可以确定的是，豫章书院的教学活动中肯定存在“非法拘禁”行为，因为一审五人被判非法拘禁罪，只有两名被告人提出上诉。另外，无论是“中院”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，还是高院指定异地管辖此案，都一定程度地表明“豫章书院案”不简单，很严重。

而且这次重审开庭，检方补充了起诉，增加了7名被害人遭非法拘禁的内容，就此“豫章书院案”中的被害人增加到19名，均为豫章书院学生。不过根据豫章书院前学员贝贝的说法，在豫章书院毕业的学生至少也有千人左右，但是愿意站出来诉讼豫章书院劣行的却只有十九人。

(相关资料图)

谈及在豫章书院的三个月，贝贝直言他遭到的“教育”有：“关小黑屋”，“七天之后每天只送饭、没人讲话”，“把身上衣服脱光、东西拿掉”，“上课很高压，同学间互相举报（教学设计）”，“犯错会被打戒尺，打完后手会肿起来”，“更严厉的惩罚是打龙鞭（打屁股），打完没法躺，没法坐”。

面对如此种种“教育”，贝贝不堪重负竟然有了自杀倾向，以至于当时喝下洗衣液差点没命了，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好在后来贝贝身体没事，他离开豫章书院后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，就开始上学，紧接着毕业后工作，现在过上了比较正常的生活。

一定程度上，贝贝的结局还不算太坏，起码没被豫章书院的阴影一直笼罩着。可另一位豫章书院的前学员初悟就不这么幸运了，离开豫章书院八年了，还未完全摆脱豫章书院的阴影，平时还会梦到在豫章书院里的生活，当然主要指被“教育”的那些不堪回首的经历。

之所以细数这些桩桩件件，除了为表明豫章书院罪责难逃，更想问一句，“只管送”的家长们，你们把孩子送到豫章书院前或后，难道不询一询豫章书院的教学吗？难道不问一问孩子的感受吗？

甚至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豫章书院的不法教学活动被揭露后，十九个起诉者也都是豫章书院学生，没一个家长站出来讨说法，哪怕只是为当年付出的昂贵学费也好。仅有的就是豫章书院的前学员初悟提到“父母很支持她来出庭”，仅此而已。

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只要家长们愿意站出来，他（她）们的孩子就会站出来，那么豫章书院所面临的指控力度，惩罚力度自然就会更重。换句话说，在惩治之外，从孩子到家长都能借此机会得到救赎，孩子是放下过去，家长是敢于认错。

只可惜，基于“为你好”的“只管送”，到头来依然逃不出“为我好”的底色。以至于当初的家长们都集体沉默了。援引余华的一句话就是：“这个可怕的亡灵具有旧时代的严厉，他用自己的平庸去教育两个和他一样平庸的儿子，而且异想天开地指望他们光宗耀祖。”

说实话，真正为孩子好的家长，谁会把孩子送进豫章书院，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懊悔的表现。可能有人会觉得，家长也是受害者，起码从投入和产出上看也有损失。这么说理论上没毛病，但是对于遭受“非法拘禁”的孩子们来讲，这时候谈这些不觉得脸红吗？

可以理解家长们把孩子送进豫章书院是为学规矩，但是当孩子们都已经学成精神病了，难道不该“戴罪”为孩子讨回公道吗？可悲凉的现实是，当受害者们在诉讼中明确要求豫章书院案涉事人员“公开道歉，精神赔偿”时，只有孩子们在面对这一切。然而即便他（她）们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很多人可能也需要用后半生去消解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。

就如圣代在《书院来信》中副歌部分唱的那样：“爸爸我会变得比我从前更加听话，妈妈我会变得比我从前更加听话，快点注意到我身上的变化，来不及去预料拨不通你们电话，就让我来成为你们最满意的骄傲，就让我来跪下这是我学会的孝道，我会听话我会长大就让我回家吧，如果你们爱我。”

对此圣代曾在一档节目中谈到创作心路历程时强调：“一封未寄出的家书，为什么没有寄出？”他的出发点是思考豫章书院的“戒备森严”，可事实上，比起豫章书院的“戒备森严”，更令人窒息的是家长“只管送”底色里的“无法沟通”。

我们常说“父母也是第一次当家长”，可这也只是给那些懂得爱却没做好的父母一些宽慰，并不是为那些不懂爱，不懂认错、不懂反思的家长说的。所以，当初那些把孩子送进豫章书院的家长们，难道此时此刻不该站出来跟自己的孩子说句“对不起”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