似乎很多朋友还不清楚这个案件细节，先简单说一下：

两个司机到某地运货，运完回家。到家之后，所到之地被爆出有大规模疫情感染，属高风险地区。

按其家乡防疫政策规定，途径高风险地区要报备行程并自我隔离。

(相关资料图)

而他俩未按规定报备，后被确诊新冠，并因其传播行为，导致其家乡183人被感染，7865人被隔离，处置疫情花费1.55亿。

随后，两人因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判刑4年。

妨害传染病防治罪，构成要件有三：

1.行为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；

2.传播的是甲类传染病，或按甲类预防、控制的传染病；

3.其行为造成该传染病传播，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。

从犯罪构成上看，两人行为完全符合。且因其造成感染人数众多，防疫支出巨大，属于“后果特别严重”之情形，因此在3—7年的量刑幅度内判了4年。

此案被重新翻出来讨论的点在于，如今防疫政策转向，新冠自1.8起被划归“乙类乙管”，行程码、健康码、核酸检测、静默隔离这些词如今听来恍若隔世——那么，如两名司机一般因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而身陷囹圄之人，有无翻案可能？

坦白讲，很难。

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，而是一个事实描述。

一是从法律上来说，我国历来司法传统就是“既判力高于溯及力”。

简单理解，既判力，就是生效法律判决的威力。

溯及力，就是新修法律追溯过往罪行的能力。

既判力高于溯及力，意即，对于已生效判决，不能因法律规定有变动就按新法处理。

《刑法》第12条规定：本法实行以前，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，继续有效。相关司法解释规定：“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，适用行为时的法律。”

背后法理也不难理解：任何司法裁判都要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去看，“刻舟求剑”是愚蠢的。

建国以来，我国各部大法都几经修订，很多特殊时期的重罪放到今天可能都不算个事儿，而如今的很多新型犯罪，放在以前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
用此时此刻的法律变更，倒推彼时彼刻的裁判结果，即便得到了新的结论，也没有实质意义。

这就是为什么，我国有“既判力高于溯及力”的规定。一则，维护司法尊严；二则，节省司法成本；三则，特殊时期有特殊要求。

那么，涉疫案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？

动态清零。

在这个背景下，各地法院对涉疫案件的处理，在法律适用上是挑不出毛病的。

二是从人情上说，翻案多多少少有点“秋后算账”的味道。

我们一再说，从来没有单纯的法律问题。

法律是抽象的，但执行法律的人是具体的。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和立场，很容易把问题幼稚化。

动态清零时代，多地爆出层层加码和暴力防控的新闻，结果怎么样？有几个被重罚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

有过基层管理经验或被管理经验的人都知道，用人之际，管理者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——你们尽管放手去做，出了问题我兜着。

用人办事儿时，给人铺垫后路；出了问题后，把后路撤了。若真如此，人们就会陷入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”的摆烂状态——事儿就办不成了。

因此，只能表面上高高拿起，实际上轻轻放下。

涉疫案件也是一个道理。

一个案件有多少人经手，就有多少人的前途和命运与之挂钩。

五部门的《通知》里有这么一段话：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发生以来，各级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、海关始终坚持立足司法职能，准确适用法律规定，正确把握政策标准，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各类违法犯罪，为维护疫情防控秩序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。

这段话其实就是给之前办理的涉疫案件定调了：大家“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”，属于“为维护疫情防控秩序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”。各位都是有功之人，没有错，不用慌！

以上，从法学和社会学角度跟大家讲一下，“翻案”会有什么困难。

前面说过，这是事实描述。

接下来，上我们个人的价值判断——无论多难，应当“翻案”。

以上两种论调都很有道理，很有说服力。

但无法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——这样公平吗？

大时代有大时代的需要，基层司法者有基层司法者的立场，所以那些因时运不济而身陷囹圄之人，成为“代价”就是活该的吗？

这不公平。没有谁是活着就该的。

反驳上述两种论调，不需要多么深厚的学术功底，也不需要多么深刻的社会洞见。

只需要回归常识和良心，顺着这个判断往下走——这不公平。

某种意义上讲，“这不公平”的感受，是法律的起源之一。

所以，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公平？

因为我们觉得4年，判重了。

那么，为什么觉得4年判重了？

因为这两位司机，来自同一个家庭，分别是儿子和女婿，是全家的收入支柱。他们家有七十多岁的父母，住着农村的瓦房。疫情三年，四处封控，对运输业冲击极大。看他们的家庭条件，卡车大概率是贷款买的。途径高风险地区，上报的后果可能就是医学隔离观察。车一停半个月没有收入，贷款怎么还？家谁来养？

如果能未卜先知知道自己感染了，相信他们不会瞒报。但生活所迫，他们只能带着一点点侥幸心理，希望能蒙混过关。

要求他们深明大义，为了疫情防控舍小家为大家，也行。但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再者说，我们也可以问问，疫情期间，当地政府为这些受困严重的行业群体提供过什么纾困支持吗？

权利与义务应当统一的。没有给他们特殊的权利，就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过多的义务，否则就欺人太甚。

因此，给两位司机翻案，不需要依靠五部门《通知》，也不用援引新冠法律地位变更。

就凭着一句话就够——4年太重了，这不公平。

刑事诉讼法规定，“量刑明显不当的”，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再审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。

这也是许多法律工作者的共同意见——实事求是地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性、期待可能性、涉案人的主观过错等等，去发挥司法能动性，寻求纠正案件的空间，让公平正义得到伸张。

今晨，中政刑法学教授罗翔发表题为《“乙类乙管”之后，曾因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入狱的他们怎么办？》的文章，在结尾，他写道：

刚性法律也应有柔软的一面，它应该体会人性的软弱，慰藉被误伤的心灵，带给人们对正义与良善的盼望。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”法律不能无视民众的常情常感，法的权威和尊严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说辞，也非形而上学的逻辑推导，从根本上来说它必须归结于对具体个体权利的尊重与捍卫，从而获得民众内心深处的尊重与敬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