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深圳南部，坐落着一个名为“大芬”的村落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全世界70%的“山寨”油画，来自于中国；中国80%的赝品来自于大芬村。

这些年，大芬村卖出的油画超过了100亿张，年收入高达6500万美元。

梵高、莫奈、塞尚、达·芬奇、拉斐尔，但凡叫得上名的大师名作，均在此地被手工量产，成吨出售。

这些几乎以假乱真的“山寨”名画，并非专业画家绘制而成，而是由一群出身贫苦、大字不识的农民工快速复制。

他们的名字叫画工。

在大芬村，有超过20000人以上的画工，在这里年复一年地挥毫泼墨。

这是一个灿烂艺术背后的隐秘群体，这些人处在仿制艺术产业链最底端。拿着低廉的报酬，挥洒着日夜不息的热忱，不为艺术与追求，只为养家糊口。

赵小勇，便是这两万分之一。

20多年来，他临摹梵高的画作多达10万余幅，靠一手真伪难辨的绝技谋生起家，被人称为“中国梵高”。

他曾对自身技艺颇为自豪，也自认最懂梵高。

但一趟荷兰之旅后，他的信念骤然崩塌。

他不再甘心做梵高背后的“男人”，他要做真正的梵高。

是狂傲自负还是痴人说梦？

看完他的故事，也许你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。

1996年，24岁的赵小勇走进大芬村。

此时的他，已经深漂9年。在这之前，他待过风吹日晒的建筑工地，还在流水线每天给瓷器画图14小时，经常加班加点，干得筋疲力尽。

有位同乡说：“去大芬画画吧，随便几张就能月入三千！”

为了赚钱，赵小勇立马收拾行李，来到大芬村画画。只是他不知道，画工这营生也不容易。

赵小勇一心一意地跟着师傅从头学起，学完便苦练。

他和几个师兄弟挤在挂满画布、堆满颜料的狭小画室里，忍受着令人窒息的潮热，闻着松节油的刺鼻气味、下水道的恶臭和各自身上的汗臭，不厌其烦地画了改，改了画。

除去吃睡拉撒，赵小勇没有一刻不站在自己的位子上练画，光着膀子赤着脚，眼神专注，直至腰酸腿麻。

“每天拼了命一样，从中午11点画到凌晨4点。”

拼死拼活苦练八个多月，赵小勇花光积蓄，靠借债度日，出师之时以为画作会大卖，却被现实猛扇嘴巴。

他的画根本没人看，也没人买。

遭此一击，赵小勇打起退堂鼓，内心又不甘放弃。

他游走于各间画廊，去看别人如何卖画。

看得多了，他发现有个叫梵高的外国人，他的画卖得最好，他想起也曾有工友说过这个画家很受欢迎。

自那以后，赵小勇专攻梵高。

虽然他不知道梵高是谁，也不懂梵高的画，但他知道模仿梵高，就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订单和金钱。

赵小勇拿出身上仅剩的几百元，租好单间，买来梵高画集，开启了苦行僧一般的日子。

他每天捧着梵高画集，端详每一幅画、每一条笔触、每一处光影，有时极小的一块色调，也势必看清看透才肯下笔。

他把所有白昼黑夜献给颜料和画笔，一步步走近梵高，了解他，为他着迷，视他为精神偶像。

有句话说，油画之美始于色彩。

画工临摹名画只求以伪乱真，可原画色调之丰富多变，绝非细察多练就能模仿。

赵小勇十分幸运，他遇到了在中央美院任教的热心房东。

每有闲暇，房东总乐意教导这个努力的年轻房客，从三原色到色相环，从明度纯度到冷暖。房东成了赵小勇的色彩启蒙老师。

学会调色的赵小勇如虎生翼，仅用半年便临摹了上百幅梵高名作。

《自画像》《星月夜》《向日葵》《夜晚的露天咖啡馆》《鸢尾花》，一幅比一幅画得出色。

赵小勇自觉小有成就，于是开了画室打算单干，可惜他的画依然无人问津。

他也不气馁，自己背上画开始走街串巷地推销，但还是颗粒无收。

转机出现在1999年底。

一位香港画商一下子看中了赵小勇的画。

两张50×60厘米的画幅，市价300块，赵小勇仅以130块就贱卖了。这比当年做建筑工的工钱还少，他却欣喜若狂，有价值就会有市场。

果然不出一月，香港画商又上门订下20幅梵高的画，一个月交货。

赵小勇既喜且忧。

画作得到市场的认可，这是喜。

忧的是除去油画的风干时间，限期只余二十来天。他就一双手，即便一日一幅也很难保质保量如期画完。可若不干，就要眼睁睁看机会溜走。

怎么办？

赵小勇咬牙接单，哪怕不眠不休也要画！

深圳的夏夜没有一丝风，老民居改成的画室闷热得像桑拿房，电扇在一旁嗡嗡直转，收音机里电台主播的声音温和却催眠。

赵小勇已经在画布前画了十几个钟头，从上午十点到画到深夜。当困意来袭，他点烟抽上几口，稍稍休息后又拿起画笔，脚边散落着十来个抽完的烟盒。

三十天一到，赵小勇如期交货，香港画商立马把钱递到了他手里。

摩挲着一摞崭新的钞票，赵小勇分外感慨。他说，当时最想感谢的就是梵高，虽然梵高不认识他。

与此同时，由于赵小勇的画质量高，交货快，香港画商的订单开始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数量从几十幅涨到几百幅。

赵小勇意识到自己虽画得好，可速度太慢，如果接到大单恐怕无法圆满完成。

因此，他将画室改为流水作业，把家里人都叫来，和他一起“画梵高”。

赵小勇把一幅画拆分为四部分，自己画一部分，其余分别交给家人去画。

比如《星月夜》，他负责起稿和刻画细节，妻子铺色，弟弟画天空，小舅子画树。全家齐上阵，缩减了作画时长，一天下来能多画好几幅。

分工画画保质保量又能按期交货，赵小勇赢得了与香港画商长达十年的合作机会。

其后20年，赵小勇临摹《自画像》3万次，《向日葵》2万次，《鸢尾花》3万次，加上其他画作，林林总总超过10万幅。

在如此漫长的时光里反复绘画，让他甚至不用参照画册或照片，仅凭记忆就能把梵高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，分毫不差地还原出来。

赵小勇在圈子里声名大噪，更多画商找上门来。

没几年，赵小勇画室有了固定客源，每年卖出的梵高仿制画多达上万幅，收入近百万。

从此，他成了大芬村最有名、最昂贵，也最抢手的画工。

人人都知道，大芬村有个赵小勇，模仿梵高最厉害。

临摹多年，赵小勇早已对大师梵高有了感情。毫不客气地说，是梵高养活了他这个异国他乡的穷小子，梵高就是他的“衣食父母”。

这些年，靠着“山寨”梵高名画，赵小勇全家在深圳扎下了根，买了房，买了车，一家人衣食无忧。

赵小勇觉得，自己应该到大师生活的地方，去看看大师的真迹。

随着岁月流逝，这个念头在赵小勇脑海中越发挥之不去。他无数次梦见梵高画中的麦田、星空和丝柏树。

有一回还在梦中与大师对话：

“小勇，你现在画我的画怎么样了?”

“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。”

他激动地伸出手，梵高不见了，梦也醒了。

那一夜，赵小勇辗转无眠，脑中全是梵高，想去荷兰的念头也更加强烈。

一位合作多年的荷兰客户恰在此时邀他前去参观梵高美术馆，说愿为他安排食宿，妻子却强烈反对他的荷兰之旅。

2008年金融风暴导致大芬的海外订单锐减，赵小勇的生意亦大不如前。

仿画辛苦，利润单薄，往返荷兰一趟，以及中途的花销，杂七杂八算下来，那得是他们一家画多少幅画，才赚得到的一大笔钱啊！

妻子心疼钱，赵小勇哪能不懂？

只是他靠模仿梵高起家，心存感恩，这趟旅程不只为看偶像真迹，更像是一场朝圣。

“我一定要去看一下，你舍不得钱，那我去学点东西回来，也许赚的钱会更多。”

听出赵小勇语气中的急切和渴盼，妻子理解了他，终于点头应允。

2014年8月，赵小勇如愿飞往阿姆斯特丹。

奔向美术馆的一路上，看着辽阔的田野，转动的风车，骑行的路人，奇特的建筑，他欢笑如孩童。

自己虽从未来过荷兰，可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，因为这就是他画笔下临摹过千万次的景致啊！

下车后，赵小勇举着手机拍这拍那，突然注意到广场的一间小店门口，站着他的荷兰客户。

二人热情相拥，赵小勇取出画送给客户。对方兴奋地开起玩笑，“这画要是拿到美术馆对调，绝对没人看得出真伪。”

语毕，众人捧腹大笑。

视线一转，赵小勇看见自己精心临摹的作品，此刻正挂在拥挤的小店里任人随意触摸、翻看和挑选，如同一件不起眼的特产。

这些年，他一直以为客户经营着高级画廊，他的画也被当做高端作品装裱出售，没想到人家开的是纪念品商店。

赵小勇笑不出来，深感尴尬和失落。

翌日，赵小勇整理好心情走入美术馆。

当一扇扇门被打开，那些他画过的、熟悉的画作一一映入眼帘。他静静地驻足凝视，生怕发出一丝声响。

《向日葵》和《自画像》，赵小勇靠得最近，看得最久。

他认真端视画上的每一处细节，不时自语，“颜色不一样，都不对啊。”

真迹配色大胆，笔触松动，颜料不厚，色调不暗。还有线条，这里细，那边粗，说明当时梵高换了不同型号的画笔，尝试找到最好的表现手法。

这与赵小勇参照的画册完全不同，也就是说，他二十年来总结的经验、技巧和画法，都是错的。

而令赵小勇最为震撼的，是画中汹涌而充沛的情感，那是梵高对生命与艺术的真挚热爱。作画时的梵高是快乐的，并非如后世解读的那样宣泄不满和悲伤。

那一刻，赵小勇的信念和骄傲崩塌了。

模仿梵高20年，原以为技艺犹如化境，自己与梵高心意相通，却不想这般相去甚远，而他根本不懂梵高，也从未读懂过梵高！

“画了20年，不如里面的一幅作品。回去后，我要怎么画下去？”

辗转之间，赵小勇又去了梵高生前住过的医院和喜欢的咖啡馆。

走在梵高走过的路上，吹着梵高吹过的风，看着梵高看过的风景，试图体会梵高当年的心情。

那一刻，他沉默了。

回国前，赵小勇来到奥维墓园。

在梵高的墓前，他弯腰鞠躬，献上花束，放好苹果，而后点燃三支香烟，用中国人的方式祭奠和致敬大师，为这场万里迢迢的朝圣画下了句点。

回去之后，赵小勇不知如何安放那颗迷茫的心，也一直忘不了美术馆保安的那句“画梵高20年很厉害，那你有什么作品？”

他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因为他没有作品。

20年画10万幅，都是复制别人的画作。说到底，他只是个画工，根本不是画家，也从没跨入过艺术殿堂半步。

这是一种残忍。

饭局上，赵小勇醉问，“我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？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别人欣赏？”朋友劝他，“画家，画师，画工，都是形式上的称谓，重要的是你怎么定义自己。”

这时，一位女画工哭诉自己想画写实，却怕像梵高那样悲剧。

赵小勇劝慰道，“按自己的思路走，你想画就画。”

话一出口，他猛然清醒了过来。

那之后，赵小勇开始画自己的原创作品。

处女作画的是他的画室，逼仄老旧的两室一厅，头顶挂满画，屋里挤满人，妻子、学徒和他自己，他们都握着画笔，画着梵高。

赵小勇渐渐想明白了，“我的生活，就是我的艺术。这并不卑贱，正因模仿了梵高，我才知道要去哪里找到自己。”

他曾回到老家，支起画架画年迈的奶奶和村口的石板路。还曾在宁波与朋友合开画廊，租下工作室专售原创作品。

赵小勇的个人工作室经营得不错，他的画作居然能卖一万多元，但赵小勇还是想做那个画梵高也画原创的自己，而非一个画商。

于是，他又回到大芬村。

疫情三年，海外订单受阻不小，国内散单不成气候，赵小勇却不慌不躁，要么呆在画室画原创，要么背着画具出门写生，乐乐呵呵地过着他的小日子。

对于赵小勇的艺术追求，有人嗤之以鼻，说他的行画不值钱。

也有人笑话他画工出身，根本不配谈艺术。

收藏家马未都造访赵小勇画室时，却盛赞他画得好。

一位美院老教授也高度认可赵小勇，夸他的画没有拘束感。

而不论这些言论的好与坏，都不曾影响和阻滞赵小勇的艺术之路。

毛姆说，三流画家用眼，二流画家用手，只有一流画家用心作画。

或许从赵小勇决心画原创之时，便已经完成了从画工到画家的蜕变。

当一个埋头讨生活的底层小人物，从此有了一个瑰丽的梦，并努力逐梦之时，他的人生已然闪闪发光。

而这，已经足够动人心魄。

梦想，不是大师或名人的专利，即便我们微小如尘，也有闪耀如火的权利。

正如赵小勇，既要捡起地上的六便士，也要抬头仰望月亮。